大量崗位縮減 部分年輕人“干干就撤”

教培、互聯網、房地產行業大量崗位的縮減，疊加2021年和2020年因疫情因素應屆身份被保留兩屆的畢業生，都讓處于求職主力的年輕群體壓力倍增。于是，他們中的一些人選擇了更為“靈活”的就業方式——“半就業”。

大量崗位縮減

部分年輕人“干干就撤”

2021年12月28日，臨近新年前夕，位于內蒙古自治區東部的通遼市，一間60平方米出租屋內，剛吃過晚飯的王明宇正歪在沙發上聚精會神地和“戰友”打著《使命召喚》，剛剛參加完研究生考試的女朋友在一旁追著近期爆火的懸疑古裝劇《風起洛陽》。自從進入冬季，兩個人一直蝸居在這個舒適的“小窩”中，除了偶爾買菜需要走出家門外，剩下大部分時間里女朋友都在專心備戰考研，作為男主人的王明宇則承擔起大部分家務勞動——買菜、做飯、洗衣服，偶爾懶惰的時候二人也會連著三四天點外賣改善一下口味。

之所以沒有出過家門，原因是因為王明宇和他的女朋友都沒有工作。在這個并不是二人出生和大學畢業的城市，他們選擇了一種獨特的生活方式——一年之內通過送外賣、兼職房屋中介等靈活用工的方式集中工作三四個月，積攢一兩萬塊錢“躺平”一段時間，直到入不敷出再出去找工作。

這種生活方式并不完全是王明宇主動的選擇。2019年，剛剛從呼和浩特市一所雙非一本旅游管理專業畢業的他馬不停蹄地來到通遼。除了扛不住一線城市內卷之外，很重要的原因是這里能夠離父母更近一些。

但幾次面試受挫，他很快發現在這里想找一份穩定且高薪的工作基本不可能。“穩定就意味著薪金低廉;高薪就要求學歷、經驗和能力”，王明宇說道。

在尋找工作期間，一家電子商務公司也曾向王明宇拋出過橄欖枝，可是2000元的月工資，朝九晚五且試用期工資八折兌付的條件，作為非本地人的他還不夠交納日常租金、解決吃飯、通勤等費用。在工作兩個月后，王明宇最終還是選擇了離職。

這段短暫的工作經歷過后，靠著父母的資助王明宇狠狠地玩了半年。但等他再次萌發尋找工作的念頭時，疫情來了，王明宇發現連這樣一份工作也很難找到了。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1年1~11月份，全國城鎮新增就業1207萬人，11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0%，比上月上升0.1個百分點，比上年同期下降0.2個百分點。其中，16~24歲人口調查失業率為14.3%，比上月上升0.1個百分點。盡管從全國就業統計數據中，1~11月給出了一張漂亮的成績單：全國城鎮新增就業1207萬人，超額完成全年目標，但16~24歲人口調查失業率仍比全國城鎮失業率高出近三倍。

嚴格來說，現階段選擇主動“躺平”的王明宇很難被歸結于這一年齡段失業統計中。按照國際勞工組織統一標準，失業人口需要滿足沒工作、主動找工作和能工作三個條件。但與之相對的是，王明宇也曾經歷過大半年找工作的煎熬期，直到其后選擇換一種舒服的方式“躺平”。

智聯招聘執行副總裁李強對記者表示，從整個就業市場的招聘端來看的話，2021年四個季度的企業招聘需求均高于2020年同期，即使與疫情前的2019年相比也呈現了先低后高的走勢，總體而言是不錯的。

“變化主要出現在求職端，今年(2021年)四季度求職人數呈現反超的狀態，不僅高于去年，也高于前年同期。目前來看，一些行業的調整與此有很大的關系。比如以往吸納大量就業的教培、互聯網、房地產行業面臨政策調整，導致人才重新流入求職市場。”

在李強看來，2021年秋招期間，應屆生的招聘需求與往年相比略顯疲軟態勢，求職人數卻在持續擴張。大量崗位的縮減，疊加2021年和2020年因疫情因素應屆身份被保留兩屆的畢業生，都讓這批處于主力的年輕群體壓力倍增。

可以解決短期生存

但難以提升技能

2020年，張小艾以應屆生身份入職一家頭部教培機構做輔導老師，試用期即獲得了8000元的月收入，轉正后還能上漲20%。

誰料，2021年7月“雙減”政策下發后，僅工作一年的張小艾的大廠夢就落幕了。

事實上，從2021年5月開始她已經感到寒潮襲來，最初的征兆是公司停止外部渠道招聘，辭退試用期工作的員工，到后期一批一批和她熟悉的同事相繼離開，苦熬到8月，連賠償都沒有的張小艾被公司通知辭退了。

每個人都是時代洪流中的一粒沙。離開的時候張小艾只帶走了一個承載她一年日用品的單薄紙箱和水杯。

結束短暫教培生涯，張小艾迫不及待地尋找起新的工作機會。但張小艾發現，同行業溢出的求職人數已經填滿了她所熟悉且能做的各個領域。

智聯招聘一份《2021教培行業人才市場分析報告》顯示了這樣的圖景，教培行業7月發布職位數比“雙減”政策發布前的3月下降32.4%。其中，7月一線城市教培業發布職位數比3月減少了38.2%，高于其他城市等級，北京降幅達49.3%，居全國首位。

失業的張小艾，起初幾天會焦慮到整宿整宿睡不著覺。“一方面實在不好意思再朝家里伸手要錢，另一方面實在想不通自己每天勤懇上班，有時甚至加班到很晚，怎么會說辭退就被辭退?”

每天大部分時間，她都會不自覺地用手機刷著招聘網站APP投遞簡歷，也會在想不通的時候去豆瓣、知乎尋找失業的同盟軍。

漸漸地，張小艾不再過分擔心。“反正年輕總是有機會，大不了回家復讀一年準備考公、考研。”

失業焦慮最嚴重的時候，王明宇想過干脆回老家跟父母一樣放牧養牛。在他的老家即使養牛、種玉米一年也能有20萬的年收入。

但礙于父母望子成龍的殷切期望以及自己受不了種地、養牛的臟和累，王明宇最終找到用靈活用工的方式解決自己的租房和溫飽問題。

王明宇開始跑外賣，慢慢發展到兼職成為房屋中介、銀行信貸員。“在這里基本是熟人圈子，三個行業的時間都靈活”，最高的時候三份工作的收入累加起來能讓王明宇達到8000元的月收入。

王明宇的收入得益于靈活用工在四五線城市的崛起。這種用工方式的出現極大地改變著這一年齡段的青年群體。集中工作一段時間再“躺平”，在自由和收入之間尋求一個看似完滿的平衡點。

李強表示，靈活用工能夠促進人力資本價值的最大化，目前也看到越來越多的人愿意選擇靈活用工的方式工作。其實對于很多年輕人來說，每天只要工作幾個小時也能拿到不錯的工資時，肯定會偏向不愿與同一家企業進行深度綁定。這樣既有大量的時間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可以用小部分的時間去工作，讓人在有一定的保障基礎下，不需要為工作這件事情浪費太多精力和時間。

《中國靈活用工發展報告(2022)》藍皮書顯示，截至目前，我國全國靈活用工人數高達9867.4萬，勞動者數量已接近1億人。

李強指出，靈活用工并非沒有負面效應。從企業和整個社會發展的角度來講，企業招聘的難度會變得越來越大。第二，如果勞動者只從事一些重復類工種的話，很可能有一天會被機器替代。第三，從個人職業發展的角度來看，簡單重復的工作對技能提升沒有幫助，也將面臨在職場上失去競爭力。

“靈活用工可以解決一部分短期生存問題，可是過了五六年以后，求職者技能沒有任何提升。隨著年齡的增長沒有獲得專業能力的他們，更談不上個人職業路徑發展。如果再遇到行業性變化，對他們的未來也會是一個隱憂。所以，在鼓勵發展靈活用工的基礎上也有賴于整個社會、教育體系和企業對他們的技能進行持續地提升”，李強說道。

新經濟時代

需要新的教培體系

在李強看來，除疫情、行業調整等因素影響之外，就業難主要源自崗位需求和大學生能力期望結構性錯配。“新一代青年對于好工作的定義已經發生變化。如果僅僅只是想要一份工作的話他們可以隨時找到，但他想要一份他滿意、愿意做的工作的話，卻不是一件簡單事。”

“另一方面也來自于地域的錯配。我們看到青年群體其實求職更向往發達城市。比如，長三角珠三角這些區域，這些區域都被叫做人才聚集區，求職競爭的壓力就會非常激烈，企業在選人的時候標準要求也很高。但像無錫這樣有非常多活躍市場主體，但高校資源相對較少導致人才儲備不足的城市，不得不去周邊地方尋找人才。”

“第三，就是企業性質的錯配，根據我們的大學生就業調研報告來看的話，國企是現在畢業生的首選，作為就業市場主體的民營企業卻很難招到人。”

李強指出，最后才是職業的錯配。技術和研發這些核心崗位的競爭力高，高端人才的缺口其實非常大，所以理工科的畢業生在就業上會具備一定的優勢。但另一方面，行政、文秘等這些崗位存量人才本來就非常巨大，但因為這是前些年大家愿意學的方向，人才存量大，競爭其實相對來講還是比較激烈的。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王廣州表示，既不在校也不在業的青年勞動力就業問題突出，需要得到特別關注。

王廣州認為，這一階段失業率走高其實是很正常的事情。找工作是一個相互適應相互匹配的過程，這個階段總會有一個波動的過程。我們所要解決的長期問題更需要回歸教育的本質。“在社會飛速發展的時代，學校是教授了學生很多知識。這些知識固然重要，但卻缺乏技能培訓。學生進入社會沒有技能，很難被賦予很高的為人力資本價值。而且即便是傳授技能也很難做到馬上與社會需求相匹配，這之間是有個時間差的”，王廣州說道。

針對未來就業形勢，李強建議：“第一，從政府的角度來講應該投入一些大規模的人力資本密集型的公共崗位對沖周期性因素影響。比如在社區醫院高校這些基層機構設置一些流行病學調查員、社區健康助理、科研助理和養老相關的公共崗位，并持續地吸引更多的社會資本進入到這些領域里面，形成有效可持續的就業機制。”“第二，建立政企聯合的大眾培養體系。目前新經濟效果已經越來越顯著，但是新經濟的大學生后教育體系及培養體系還未形成，所以我們應該把這一體系建立起來緩解結構性因素。”“最后是招聘平臺。鼓勵大家多發揮一些平臺的優勢，比如目前在智聯有大量的云端雙選會、宣講會，可以幫助青年人群更好更快地提升求職效率;也可以通過測評類的產品，看看自己是否符合一些基本的素質能力模型”，李強說道。(文中王明宇、張小艾系化名)(據經濟觀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