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記者再次來到毛老師家。“我只是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沒想到反響這么強烈,不小心成‘網紅’了?”毛佰鈞靦腆地說,顯然一時沒適應“熱度”。
21日晚,他在手機上看到了上海閔行區新虹街道5歲的孫熙源小朋友發來的感謝視頻,很是感動,隨即拍了10秒的“回信”以示回應。一老一少的隔空互動,更讓人心暖。
坐在小院里,毛佰鈞跟記者聊起了自己從上海到奉化溪口的這60年平凡又不簡單的經歷。“疫情過后,想回上海母校看一看”
毛佰鈞永遠記得1962年7月的那個夏天。當時,毛佰鈞父親響應國家號召,辭了上海工廠的工作,帶著妻子和6個孩子,一家八口遷回溪口界嶺村務農。毛佰鈞是家里的老大,那一年,他剛讀完閘北中學初二。
除了1985年出差去過一次外,之后的60年里,毛佰鈞再沒踏進過上海。但在他的內心,上海永遠是他魂牽夢繞的故鄉,“畢竟,我的童年、少年時代是在上海度過的”。
毛佰鈞說,至今他仍清晰記得小時候住過地方的街名和門牌號,回憶和小伙伴在巷子里“打虎跳”游戲玩耍情形。“后來我們搬進父親廠里的職工宿舍,在會龍新邨,20多平方米要住下8口人,中間用簾布隔開,三個孩子睡一張床”“閘北中學外面就是商業街,很熱鬧,我和同學一起去附近電影院看《劉三姐》”……
熱鬧、繁華的大上海,牢牢印刻在毛佰鈞的記憶中。這次上海疫情爆發,得知很多市民“搶”不到菜,毛佰鈞很心焦,就有了之后送油燜筍的故事,“我就是出一份力,沒想留名字,更沒想到會出名”。
21日,毛佰鈞和老伴又去石門挖了數十公斤筍,新烤一鍋油燜筍,要烤上兩天兩夜,能做40來瓶。“既然上海市民愛吃,有機會的話就再送一批”。
毛佰鈞說,甬滬淵源深厚,上海市民就有很多“寧波親戚”,“上海是養育過我的故鄉,這份恩情不能忘。希望疫情過去后,能去趟上海,重返母校看一看,也算了了一個心愿”。
三輛自行車,承載30多年鄉教路
界嶺是個偏遠的小山村,土地貧瘠。在做了10來年的農民后,1974年,28歲的毛佰鈞被派到界嶺學校教書,從此踏上了30余年的鄉村教育路。
之后,毛佰鈞還在石門、巖頭、許東、亭下等多所學校任教。村民經常能看到一名老師騎著自行車,每日穿行在蜿蜒的山路上。
在老伴劉杏玉的眼里,丈夫是個“條直、板正”的人,奉化話的意思,就是性子耿直,做事一板一眼,不懂得“拐彎”。“公家的便宜,他一分一厘不沾,這完全遺傳了公公的性格”,劉杏玉說。
從教30余年,起初的20年間特別艱苦,毛佰鈞除了教書,還要打理家中的2畝多農田,田里的活都是他做,愛勞動成為他一輩子的習慣。上世紀80年代農村改革開始時,各家自種承包田。毛佰鈞訂了份《浙江科技報》,按照指導用“豬糞垃圾”育秧,科學種田,育出的秧苗特別壯實,他家的稻田畝產量多年穩居界嶺村“冠軍”。如今,盡管退休多年,年逾古稀的毛佰鈞仍喜歡栽苗種菜。
艱苦的生活,磨礪出毛佰鈞堅韌的性格。他打趣地說,在界嶺學校那幾年,學校條件差,設施缺乏,很多教具要自己做;在石門任教時,他每天來回騎車20公里路,要花2個多小時,“冬天寒風刮來,雙手像刀刺般疼”;在許東聯辦學校期間,他和另外一個老師負責全校50多名學生的教學,語文、數學、體育等都要教,特別辛苦,等到1993年去了巖頭學校,生活才算穩定下來。
“教書30余年,我一直是騎自行車”,毛佰鈞說,從最初的紅旗牌,到后來永久牌、海獅牌,他先后騎壞了3輛車。直到退休之后,女兒才給他買了輛電動三輪車代步。
毛佰鈞做人很單純,只想著一心一意教好書,下功夫鉆研業務。為了教好語文,他勤習板書,還花30元錢買了只收音機,跟著廣播一句句反復學,半年后練出一口流利、標準的普通話。有次,他拿到一本名家編寫的初中語文板書教參,他認真研讀了3個月,記了厚厚一本筆記,把教參都翻爛了,對提升教學幫助很大。
“老師最高興的是學生肯讀書”。他還想了個新點子,學生上晚自習,他在課堂上播放音量很輕、旋律柔和的音樂,讓學生放松情緒,效果不錯。毛佰鈞自豪地說,那年他在巖頭學校任班主任時,班里有兩名學生考上了重點高中奉化中學,“全鄉轟動”。
“條直”的鈞老師其實蠻可愛
因為巖頭一帶多姓毛,為了方便稱呼,學生們都管毛佰鈞為“鈞老師”,很是親切。
媒體報道刊發后,有很多人留言,其中好幾名是毛佰鈞的學生。“原來油燜筍爺爺是我的班主任啊。感謝鈞老師給我們的教育,我也會好好教育我的孩子的”,這是學生“西江漂流”向老師致敬。網友“泡飯-xyeH”回憶說,“鈞老師和其他老師一起,把所有質樸又濃烈的愛獻給了我們,成為我求學生涯中最為難忘的一年”。
毛佰鈞說,從教最后六年,他在亭下中學當生活輔導老師。當時,他一周五天和100多名住宿生住在一起,管理孩子們的生活,周末才回家。“我安排了兩個學生當樓長,每個宿舍還有宿長,按現在的話說,就是網格化管理,月月張榜評比,效果很不錯”,毛老師告訴記者,他還跟任課老師建議,讓10多名初三畢業班的尖子生,延長晚自習時間,他陪著學生到晚上10時下課,讓學生每天多學一兩小時。
碰到學生調皮搗蛋,毛佰鈞也有“妙招”。他把學生叫到跟前,“你犯了錯,知道么?怎么辦?”學生答道“知道!要打兩記。”“重點還是輕點?”“輕點……”,學生主動伸出手,毛老師拿起木尺,在手心上輕輕打了兩記。“這是以前我們鄉村學校特有的懲戒方式,讓學生自己領罰?,F在可不許用這個辦法嘍”,毛老師嘿嘿笑著說。
“農村培養一名大學生非常不容易。鄉村學校教學條件比不了城里學校,作為老師,總希望學生成績好,考上好學校。”毛佰鈞說,他教過的學生,也有考上復旦、浙大等知名大學的,看到學生有出息,讓他特別高興。(記者余建文)